腊月二十八的广州站广场，人潮像汛期的江水，不断上涨，漫过安检口，涌向月台。空气里混杂着各地方言、泡面调料包的味道，还有一种焦灼而期盼的气息——这是年的味道，是回家的味道。
张建国拖着那个轮子不太灵光的巨大行李箱，像一艘笨重的船，在人的海洋里艰难挪动。箱子被塞得鼓鼓囊囊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，剩下的全是给家人的礼物：给妻子的新羽绒服，给女儿的智能学习机，给老父亲的治疗关节痛的膏药，还有一大袋岭南的甜橙。箱子的重量，几乎是他体重的三分之一，但他每一步都踩得扎实。这个五十三岁的建筑工，脸上刻着长年户外劳作留下的深痕，一双粗糙的手紧紧攥着那张粉红色的车票，仿佛攥着通往一年疲惫终点的唯一凭证。他已经三百多天没有踏上归途了。
与此同时，一千五百公里外，鄂西北那个小山村里，刚放寒假的张小雅正踩着板凳，踮着脚，用一块微湿的抹布，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墙上镜框里父亲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张建国，比现在白净，也年轻些，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，笑容有些拘谨。母亲在灶间忙碌，锅里蒸腾出的水汽，让这个略显清冷的家，有了一丝暖意。“你爸说，今年年三十准到家。”母亲的话音里，带着不易察觉的叹息。小雅没应声，只是把镜框擦得更亮了。对她来说，父亲是电话里熟悉的声音，是汇款单上固定的数字，更是这个镜框里一年比一年显得陌生的人。她最大的新年愿望，就是父亲能亲眼看看她墙上一排排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。
张建国乘坐的K字头绿皮车，在冬夜的原野上吭哧吭哧地奔跑。车厢里，塞满了和他一样的归家人。过道、洗手池边，甚至座位底下，都或坐或躺着人。空气浑浊，孩子的哭闹、男人的鼾声、手机的短视频外放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幅真实而琐碎的春运图景。他舍不得买昂贵的卧铺，甚至没抢到硬座，就在车厢连接处，用装着橙子的塑料袋当凳子，蜷缩着坐下。夜深了，寒气从车门的缝隙里钻进来，他裹紧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旧棉衣。车窗玻璃上凝结着厚厚的冰花，窗外是飞速后退的、模糊的灯火，每一盏灯下，或许都有一个等待归人的家。他想起离家那年，女儿才齐他腰高，送他到村口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爸爸，早点回来。”他心里一酸，掏出那个屏幕有裂纹的旧手机，没有信号，他只是反复看着出发前存在里面的，女儿和妻子的照片。这漫长的旅途，所有的艰辛，在想到家门前那盏灯时，似乎都有了意义。
家里的等待，同样是煎熬。小雅帮着母亲扫尘、贴春联、准备年货。村庄里，陆续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来，不时有汽车喇叭声和热闹的寒暄声打破山村的宁静。每一声响动，都让小雅的心跳漏掉一拍，她总会跑到院门口张望，但一次次，看到的只是空荡荡的村路。母亲安慰她：“快了，你爸明天就到了。”可除夕的午后，张建国发来信息，说火车晚点了，估计要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县城的火车站。家里的团圆饭，注定是等不及他了。傍晚，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起，家家户户围坐在丰盛的餐桌前。小雅家的桌上，也摆满了菜，中间特意给父亲留了一副碗筷。年夜饭在一种略显沉默的气氛中进行，电视里春晚的欢声笑语，更反衬出这个家庭的某种空缺。
晚上九点，张建国终于提着那个快散架的箱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最后一段山村土路上。远处传来的鞭炮声和烟花照亮夜空，指引着家的方向。他远远地看到了自家窗口透出的灯光，脚步不由得加快，几乎是小跑起来。院门是虚掩着的，他轻轻推开。正在堂屋里看电视的小雅，听到动静猛地回头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眼前的这个男人，风尘仆仆，满脸疲惫，比她记忆中的父亲要苍老许多，但那眼神里的慈爱和激动，却和照片里一模一样。
“小雅……”张建国声音沙哑地唤道。
小雅愣了几秒，没有立刻扑上去，而是转身跑进里屋，很快又跑出来，手里举着她刚获得的“全区作文竞赛一等奖”的奖状，像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，递到父亲面前。
“爸，你看！”
张建国放下箱子，用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，郑重地接过奖状。他识字不多，但“一等奖”三个字认得清清楚楚。他没有先看奖状，而是仔细地、贪婪地看着眼前这个已经长到他肩膀高、亭亭玉立的女儿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。他伸出粗糙的手掌，想摸摸女儿的头，又怕手上的老茧划伤她，最终只是轻轻地、颤抖地落在了她的肩膀上。
“好，好……我闺女，有出息！”千言万语，堵在喉咙里，只化作了这几个最简单的字。妻子站在灶房门口，用围裙擦着眼角，脸上却是笑着的。
那一晚，家里的灯亮到很晚。张建国一样一样地分发着礼物，看着妻子试穿新衣，教女儿使用学习机，给老父亲贴上膏药。屋外，是辞旧迎新的爆竹声声；屋内，是终于团圆的温情脉脉。那个巨大的行李箱空了，但家，却被填满了。
回家，从来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。它是跨越千山万水的奔赴，是穿越漫长等待的抵达。它是一张皱巴巴的车票，一个塞满心意的行囊，一声怯生生的“爸爸”，一顿推迟的团圆饭，一次喜极而泣的拥抱。对于张建国和小雅而言，这个春节，“回家”这两个字，终于从一年的期盼，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暖。新的一年，就在这来之不易的团圆中，静静地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