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夜的风裹挟着温热的气息，吹拂着这座南方小城。县文化宫礼堂的老式空调发出沉闷的嗡鸣，却压不住场内逐渐积聚的寂静。灯光暗下，银幕亮起，《少年》两个字缓缓浮现，一场关于一个孩子如何对抗几乎整个世界的故事，就此拉开序幕。这不是一部商业巨制，没有耀眼的明星，但它所承载的重量，让这个普通的夜晚变得不同寻常。
影片的主角是十四岁的周小川，一个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少年。他的世界是灰色的——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母亲忙于生计无暇他顾，学校里他是那个因为穿着旧衣服而被嘲笑的“隐形人”。导演李未用近乎白描的镜头语言，刻画着这个少年孤独的日常：清晨独自穿过狭窄的巷道，放学后趴在杂货店的柜台上写作业，夜晚透过窗户望着远处城市的霓虹。直到那本被遗弃在废品回收站里的《飞鸟集》出现在他的生命里，诗意的话语像一束微光，猝不及防地照进了他贫瘠的精神世界。
“世界以痛吻我，要我报之以歌。”泰戈尔的诗句成为了小川内心隐秘的支撑。他开始在作业本的背面写下自己稚嫩而真诚的诗句，记录下雨后泥土的气息、蜗牛爬过窗台的痕迹、以及内心深处无人可诉的渴望。然而，这种精神上的“越轨”行为，很快被现实击得粉碎。他的诗歌本被同学发现并当众宣读，引来哄堂大笑；老师认为他“不务正业”，父亲在电话里咆哮“写诗能当饭吃吗？”。
影片最触动人心的部分，在于它没有将小川的困境简单地归咎于某个具体的“恶人”。嘲弄他的同学、不解的老师、焦虑的父亲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张无形却坚韧的网，这张网的名字叫“现实”，叫“成规”，叫一种对偏离“正轨”的天然警惕与排斥。每一个施加压力的人，似乎都带着某种“为你好”的正当理由，而这恰恰构成了最深刻的压抑。导演的镜头冷静而克制，没有刻意煽情，只是平静地呈现这种无处不在的、软性的暴力如何一点点蚕食着一个少年敏感的心灵。
转折发生在一位代课语文老师方静的出现。与其他老师不同，她没有轻易否定小川，而是在那些语法混乱却充满生命直觉的诗句里，看到了被尘埃掩盖的光芒。影片中有一个动人的细节：方老师没有当众表扬小川，而是选择在一个黄昏，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和几支铅笔轻轻放在他的课桌上，里面夹着一张纸条：“继续写，别让任何人知道。”这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守护，她明白，过早的曝光可能会扼杀这株脆弱的幼苗。
影片的后半段，围绕着一次全省中学生作文大赛展开。小川在方老师的鼓励下，决定用一篇融合了自己真实经历与诗歌感悟的文章参赛。这个过程充满波折，从最初的胆怯、到中途的自我怀疑、再到与父亲激烈的冲突。饰演小川的年轻演员奉献了极其真挚的表演，他将一个少年在尊严与屈辱、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，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尤其是在与父亲对峙的那场戏中，他涨红着脸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地不肯落下，用近乎嘶哑的声音喊出：“我不是在浪费时间，我是在找一条路，一条我自己的路！”这一刻，银幕前的许多观众为之动容。
当然，《少年》并非一曲廉价的理想主义赞歌。它坦诚地展现了现实的复杂性。小川的文章最终并未获得大奖，只是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鼓励奖。然而，这个“失败”的结局，恰恰是影片最高明之处。它告诉观众，成长的意义不在于一场比赛的输赢，而在于寻找自我、确认自我价值的整个过程。影片的结尾，小川依然走在那条熟悉的巷子里，但他的步伐不再犹豫，眼神里多了一份笃定。他继续在夜晚的台灯下写着只有自己看的诗，那不是为了获奖或成名，而是因为，写作让他感受到了存在的意义。
《少年》的成功，在于它摒弃了宏大的叙事，沉下心来，凝视一个卑微个体内心的风暴。它探讨的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文学梦，更是关于每一个普通人在成长过程中，如何守护内心那片不被世俗标准侵蚀的领地。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，这部电影如同一面镜子，照见了我们许多人曾经有过的、却最终遗失的“少年气”——那种对美纯粹的向往，对不公本能的抵抗，以及对“我之为我”的执着探寻。
当片尾字幕升起，礼堂的灯光重新亮起，掌声持续了很长时间。许多观众的眼角闪着光。或许，他们不仅是为周小川的故事感动，也是在光影的交错中，隐约看见了那个曾经同样挣扎、同样渴望被理解的，年少的自己。《少年》的价值，正在于它提醒我们，在成为合格的“大人”之前，我们首先都曾是一个渴望飞翔的“少年”。